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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0章（第2页）

秋纹：还是我取去吧。你取你送到三姑娘那里的玛瑙碟去，岂不正好？晴雯：[双手叉腰，笑道]我偏去太太屋里取一遭！是巧宗儿你们都得了，难道不许我得一遭儿？[脸虽对着秋纹，眼睛却斜睨袭人。]麝月：[一旁微笑]通共秋丫头得了一遭儿衣裳，那里今儿又巧，你也遇见找衣裳不成？

晴雯：[冷笑，环顾众人，却并不特别将眼光扫到袭人。]虽然碰不见衣裳，或者太太看见我勤谨，一个月也把太太的公费里分出二两银子来给我，也定不得。[麝月转身离开，秋纹追上她低声询问，碧痕、小燕和四儿凑拢叽叽咕咕，袭人只当没听见。]

晴雯：[往外走，走到门边忽然扭头对着屋里，并不特别对着袭人，而是对所有的人，大声笑道]你们别和我装神弄鬼的，什么事情我不知道！[随着晴雯跑出，闭光，幕急落。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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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一个农村题材的小说座谈会，当时作协的负责人邵荃麟，在会上提出了写“中间人物”的主张。小说什么人物都能写，这本来是一个根本用不着讨论的问题，中国的古典小说也好，外国的古典小说也好，都有着极其丰富的人物画廊。但在那个历史的结点上，邵荃麟他感觉到受教条主义理论的束缚，小说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，都落入了写“英雄人物”与“反面人物”斗争一番，最后取得胜利的窠臼里，这样的小说不仅违背了社会生活的真实状态，也不可能具有艺术感染力，作家越写越苦恼，读者越读越乏味。不消说，邵荃麟是一片好心、苦心，为的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。但是，会刚开完，阶级斗争的弦就更加紧绷，作家们遭遇到的已经不是一般教条主义的捆绑，而是更加肃杀的极左浪潮的席卷。不久，邵的言论就遭到猛烈批判，“写‘中间人物’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文学主张”，这场批判跟批判电影《早春二月》《北国江南》《林家铺子》、戏剧《李慧娘》《谢瑶环》等文化批判一样，成为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前奏。其实，把生活与小说里的人物按“英雄”（或“先进”）、“中间”（或“落后”）、“反动”（或“反面”）来“三分”，已经是不科学的了。没有比人更复杂的宇宙现象了。无论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社会上的活人，都会发现，那些活人构成了一个长长的谱系，在可以用“好”与“坏”界定的社会角色之间，会有非常宽阔并且变化多端的芸芸众生的谱段存在。况且，就是谱系两极的，可以称为“伟人”和“人渣”的那些生命，倘若再从纵向解剖他们的灵魂，那么，也会发现出他们的复杂性、暧昧性。“伟人”与“伟人”“伟”得不一样，而且其与“伟”相伴的，还会有不同的“非伟”甚至阴暗的成分；而即使被指认为“人渣”了，也有可能在其心灵深处发现亮点。作家应该本着自己的生命体验，把自己熟悉的人物那生命存在的复杂性描摹出来。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的创作里，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。

《红楼梦》和《金瓶梅》很不一样。后者没有在书里表达出超过“指奸责佞”、“因果报应”的社会理想与人文关怀，对笔下的人物刻画生动却缺乏审美指向。曹雪芹却在他那长长的人物画廊里，赋与了对人物的审美判断。他笔下有贾宝玉、林黛玉那样的洋溢着个性解放光芒，使读者从审美中获得人生启迪的形象，也有像赵姨娘那样“蝎蝎螫螫”狠毒而又愚蠢、王善保家的那样挟势兴风招来耳光等作者不藏其鄙夷，更令读者齿冷的猥琐角色。但总的来说，他写的尽是“不好不坏、亦好亦坏、中不溜儿”那样的芸芸众生。在大观园的丫头形象谱系里，他把每一个角色的性格都勾勒得鲜活跳脱，秋纹在上面那场戏里，就一下子与别的丫头区别了开来，成为了独特的“这一个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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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怡红院里别的丫头们相比，秋纹确实堪称“中间人物”。

晴雯不消说了，是一块爆炭，由着自己性子生活，她虽然喜欢宝玉，宝玉更喜欢她，却从来没有对宝玉私情引诱或娇嗔辖制，对王夫人她毫无“权威崇拜”，对袭人所谋取到的“半合法姨娘”身份嗤之以鼻，她算得是一个反抗性的人物，秋纹跟她的心灵距离不啻千里之遥。

袭人与晴雯思想境界、性格特征、处事方法全然相异，就思想倾向而言与薛宝钗的封建正统观念强烈共鸣，但不能因此就把她定位于“反面形象”，或简单地责备她“虚伪”、“奸诈”，曹雪芹是把她作为一个复杂的艺术形象来塑造的。袭人外表的柔顺掩盖着内心的刚强，她那股刚强劲儿以无微不至地渗透到宝玉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中的“小心伺候，色色精细”，加以“情切切”地“娇嗔”，牢牢地笼络住了宝玉，使宝玉视她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依靠，并且也是很理想的长期性伴侣，她具有很强的主动进取精神，按部就班、耐心韧性地去争取个人幸福成为宝玉除正室外的第一号侧室。袭人是清醒的。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，她该收时能收该放时能放。秋纹跟她一比，那就太浑噩了。袭人对王夫人与其说是效忠不如说是主动去参与合谋，她对家族权威“忠”而不“愚”。秋纹呢，对贾母也好，王夫人也好，除了仰望，没有别的视角；不过是得了一点唾余，就感恩戴德到不堪的地步。在晴雯与袭人之间，她的生存状态和言谈作派显得那么颟顸可笑。

或许她的性格与麝月比较相近。麝月是恬淡平和的，左有以天真魅惑宝玉的晴雯，右有以世故控制宝玉的袭人，她能与世无争，左右不犯，实属不易。宝玉曾惊叹麝月“公然又是一个袭人”，并在与她单独相处时替她篦头，但麝月的效袭人“尽责”，只不过是一种性格使然的惯性，并没有谋求地位提升，更没有取袭人地位而代之的因素在内；对宝玉给她“上头”的意外恩宠，也并没有仿佛得了彩头似的得意忘形。麝月虽也很“中间”，却比秋纹境界稍高。秋纹真是不堪比较。小红攀上凤姐那高枝之前，偶然给宝玉倒过一杯茶，恰好被合提一桶洗澡水来的秋纹和碧痕（有的古本“碧痕”写作“碧浪”，想来与她专负责伺候宝玉洗澡相关）撞见，秋纹和碧痕一起醋意大发，后来找到小红将其羞辱一番，当时秋纹的话听来也颇锋利：“没脸的下流东西！正经叫你催水去，你说有事故，倒叫我们去，你可等着做这个巧宗儿，一里一里的，这不上来了！难道我们倒跟不上你了？你也拿镜子照照，配递茶递水不配！”但她真好比燕雀难知鸿鹄之志，小红表面上只是软语辩解，心里呢，秋纹辈做梦也想不到，人家早把怡红院乃至整个贾府的前景看破，“千里搭长棚，没有个不散的筵席”，“谁守谁一辈子呢？不过三年五载，各人干各人的去了，那时谁还管谁呢？”就是后来攀凤姐的“高枝”，也绝非希图在那“高枝”上永栖，不过是为的“学些眉眼高低，出入上下，大小的事也得见识见识”。秋纹等凡俗人物怎会知道，就在她们以为小红是要在怡红院里“争巧宗儿”而泼醋詈骂的时候，人家已然大胆“遗帕惹相思”，锁定了府外西廊下的贾芸，为自己出府嫁人的生活前景早做打算，一步步坚实前行了。拿秋纹跟小红相比，她不仅太“中间”，也太庸俗，太卑琐。难怪姜祺说：“一人有一人身份，秋姐诸事，每觉器小。”所谓“器小”，就是精神境界卑微低俗，没有什么亮点。

确实如此。芳官的性格锋芒不让晴雯，王夫人对她兴师问罪，她敢于随口顶撞。四儿，原叫蕙香，她跟宝玉生日相同，就敢说出“同日生日就是夫妻”的玩笑话，为这一句话她被撵逐，但也不枉在怡红院一场。春燕，也就是小燕，她够平庸的了，但毕竟她还记得宝玉说过的一段关于女儿从珠宝变成失去宝色，嫁人后竟变成鱼眼睛的一段话，她或许并不懂得那段话的深刻内涵，但她听了记住，并在关键时刻能完整地引用出来，说明她的精神世界里，多少还渗透进了一点新鲜的东西。连坠儿的偷窃虾须镯，我在另文有过分析，指出也是一种对现实的消极反抗，总算做了件不平庸的事情。最接近秋纹状态的是碧痕，第三十一回里晴雯透露，一次碧痕伺候宝玉洗澡，足足两三个时辰，洗完了别人进去收拾，发现水淹着床腿，连席子上都汪着水，可见碧痕起码还享受过一点浪漫。晴雯的话头里并没有提到秋纹，秋纹虽然跟碧痕共提过一桶为宝玉准备的洗澡水，但她似乎到洗澡时就不再参与了，否则“嘴尖性大”的晴雯不会不点她的名。这样看来，秋纹可真是既无大恶也乏小善，既无城府也不浪漫，成为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那个具体环境里最庸常鄙俗的一个生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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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东·契诃夫的全部作品，包括他的小说与戏剧，贯穿着一个主题，就是反庸俗。过去有论者论及这一点，一唱三叹。

契诃夫当然了不起。反庸俗，这确实算得是人类各民族文学作品最相通的一个伟大主题。但有论者提出契诃夫是世界上头一位着力于反庸俗的作家，则尚可商榷。我以为，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，其实也自觉地贯穿着反庸俗这一伟大的主题。

什么是庸俗？平庸不是罪过。世人里平庸者属于绝大多数，对这绝大多数“不好不坏，亦好亦坏，中不溜儿”的芸芸众生，总体上说，不应该责备，而应该怜惜，尊重他们的生存，理解他们的心境，说到底，革命者倡导革命也好，改革家推行改革也好，其目的，都应该是造福于这数目最大的社会群体。平庸的生命不要去伤害，不要去反对。不要把反庸俗，错误地理解为针对社会芸芸众生，去否定他们的生存权，对他们实行强迫性改造。庸俗，指的是一种流行甚广的精神疾患，这种疾患犹如感冒，一般情况下，虽然具有多发性、反复性，却并不一定致命。但是如果一个社会庸俗泛滥，那就像流行性感冒肆虐一样，会死人，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损伤，绝不能等闲视之。

庸俗这种社会疾患，不仅“中间人物”大都感染，某些“先进人物”乃至“英雄人物”，有时也未能免俗。恶人那就更不消说了，尽管也真有“高雅的恶人”，但“俗不可耐”是绝大多数“反面人物”的典型特征。